蔡尚君，70年代生人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，曾执导过在话剧界口碑极佳的先锋作品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。
编剧作品：
年《爱情麻辣烫》、年《洗澡》、年《向日葵》
导演作品：
年《红色康拜因》、年《人山人海》
作品获奖：
年第48届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最佳影片金亚历山大奖《红色康拜因》
年第12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评论家协会奖《红色康拜因》
年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《人山人海》。
在电影圈，一个奖或许能奠定人的一生。年，凭借《人山人海》，蔡尚君赢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，成为当年最大惊喜之一。在年以前，蔡尚君并没有多少名气，很小的圈子里，大家只知道他叫“老蔡”。年，完成处女作《红色康拜因》时，已是40岁高龄。其实他一直在电影和戏剧圈晃悠，上世纪90年代给张杨写过《爱情麻辣烫》和《洗澡》的剧本，导过先锋话剧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。年前后，他看中编剧李樯的一个剧本，摩拳擦掌想拍出来，最终失败。这个剧本后来被顾长卫拍成了《孔雀》。年毕业，蔡尚君用二十年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大奖，其间的艰辛、失落、失意、挫折没有让他改变。当整个电影界陷入浮躁，疯狂追逐金钱时，蔡尚君仍不为所动，正是这种边缘状态，二十年没有放弃的战斗性，让蔡尚君能够超越同时代的众多导演。01
“戏剧是我所有创作的出发点，这是很重要的缘起”《电影》：我们俩都是中戏毕业，所以想跟你从戏剧开始聊，我觉得那也是你艺术创作的源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，是中戏先锋戏剧最狂飙的一段时期。当时你、张杨、张一白、施润玖，包括当演员的胡军、陈建斌、郭涛……都是参与者，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当时的盛况吗？蔡尚君：我是中戏87届戏文的，我们班有刁亦男，前一届有张一白，下一届有张杨、施润玖、孟京辉等人。中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合作精神强，这点比电影学院要好，它还有类似于过去戏班子留下的传统，尤其是87届、88届这一拨，相对来说是各系之间交往最频繁、也是合作最多的两届。那时候的中戏非常活跃，我们在一起搞了不少的校园实验戏剧，比如《秃头歌女》《飞毛腿或无处藏身》《红与黄》《风景》等。那时的我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，读的是文学，理想是戏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还一直保留看戏的习惯，只是好的太少了。有一次我问孟京辉，你的戏怎么现在都搞成这样了？当年没钱，大家反而最单纯，追求一些纯粹的理想，为什么现在有条件了，非要做一些商业戏剧？他说我得养活底下的兄弟们。我一下就没话说了，因为这也正常。其实后来我对“先锋戏剧”这个词儿也不是特别感冒，它后来成了某些人招摇撞骗的旗帜，我甚至对这个词挺反感了。《电影》：年的时候，我看了你排的《保尔·柯察金》，记得是在北京儿艺剧场上演，集结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戏实验戏剧活跃期的众多人物，胡军、王学兵、夏立新、李梅，比如舞美柳青，编剧刁奕男，音乐也由当年与中戏关系密切的张楚负责，可以说，《保尔·柯察金》是中戏实验戏剧群体的最后一次大聚集。你那个时候已经写过电影《洗澡》，为什么想回来做一个话剧呢？我记得，年的时候戏剧市场已经不好了。蔡尚君：因为当时我、胡军、刁亦男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，就是大家都三十了，需要些力量来鼓励一下自己，按现在的说法，就是需要一些正能量。但是，这部《保尔·柯察金》并未得到观众的认可，而且，上演的同时，与这部戏演出场地只有几百米的首都剧场也正在上演一部大戏，姜文、陈建斌主演的《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》。以当时的环境，《保尔·柯察金》有点超前，有点孤芳自赏，而我们整个年轻群体还没有意识到《保尔·柯察金》与自身成长的关系。如果是现在，大家对压力，对原则与实利的关系可能感触更深、更多样。《电影》：你觉得戏剧对你后来的电影创作产生影响了吗？蔡尚君：当然，为什么我觉得你刚才说从戏剧入手这个谈话方式很好呢？因为我所有的创作出发点最早是从戏剧来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源起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中戏，强调戏剧的“战斗性”，它指的是艺术跟当下的关系，任何一个作品跟你自己生命都有一种内在联系，你怎么跟自己相处，怎么跟他人相处，怎么跟周围的社会相处，或者你怎么跟你某一段时间相处，这是人最终要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。好的电影就应该像“荒诞派”戏剧一样，有愤怒，有悲伤，悲喜交集。一部作品里至少有两股力量。我曾着迷过“荒诞派”戏剧，贝克特、尤内斯库、邦德、品特我都很熟悉。《电影》：后来你们这个群体出现不同的选择，孟京辉沿着戏剧之路一直走下去，你就和张杨、张一白、施润玖一些人走向电影，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？蔡尚君：戏剧是老婆，电影是情人，当时是这么说。我们这一拨都挺喜欢电影的，在学校就一直想做电影。刚毕业那一年，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《冬天的阳台》，因为资金的问题没拍成。而且我毕业的时候戏剧的大环境不是太好，很自然进了电影圈。《电影》：《爱情麻辣烫》和《洗澡》都是你早期很成功的编剧作品，在编剧这一行里发展得顺风顺水，怎么会想到转行当导演？蔡尚君：其实，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想做导演，之所以选择文学系，我觉得一个好导演也应该具有文学的情怀。那两个剧本都很简单，《爱情麻辣烫》写的时间长点，因为那时候还在学习技巧。《洗澡》我记得在饭店里聊了一个礼拜就差不多了，最后呈现的是集体智慧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有次帮着张杨聊《洗澡》剧本，无意中看了一篇杂志在介绍贾樟柯的《小武》，当时我直觉这是一个马上就会破壳而出的好片子。我跟张杨他们说又要出来一个有意思、不一样的导演了。因为你能从介绍中感觉到一种力量涌现。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我经历了个人的一个困惑期。我是读文学的，渐渐在阅读和写作的时候只能相信动词和名词了，对形容词等反复的修辞，都不相信了。我觉得只有名词和动词才是决定性的，其他的表达都太含糊，这关乎你如何能接近事物的真相，如何剥去种种虚饰直达本质。另一个原因是，我觉得我看到的往往比我写的东西更丰富、更真实，你在写作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，但影像的力量远大于文字，所以我决定选择影像来表达。《电影》：有没有崇拜的前辈导演？蔡尚君：非常多，都是老导演，可以排前三的是费里尼、小津安二郎、塔可夫斯基，当然布列松和雷诺阿也非常棒。我不喜欢直截了当地讲故事，那种西方商业片经常采用的方式，而是喜欢像阿拉伯神话那样的互为补充的叙事方式，就是观众可能会看得累一点。02
“失败早一点来好，玩着玩着就过去了”《电影》：年，《孔雀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蔡尚君：我是在做《保尔·柯察金》的时候认识的李樯。有一次他和崔子恩来看戏，散场之后我们找了一个咖啡馆聊天。他突然问我，你有兴趣弄电影吗？我说有啊。其实本来我后面是想做话剧《堂吉诃德》的，还是胡军来演，投资方都找到了。结果，李樯就给我讲了《孔雀》的故事，我听完非常感动，泪流满面的，感觉听到了另一个世界。我说好，咱们就弄这个戏，立马开始写剧本。剧本大概写了两年，我和李樯都没出去挣钱。那个时候真是苦哈哈的，他也没钱，我也没钱。可当时我要不弄，他也就没这个动力，这个戏不可能坚持下来。《电影》：剧本你也参与了吗？蔡尚君：我没写，但是我们一块聊，一场一场聊，李樯执笔。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参与写《洗澡》，经常这边和张杨他们开着会，那边李樯就给我打电话，讨论剧本。剧本出来后，我写了无数的策划书去找投资，后来找到的还是当时给我投《保尔·柯察金》的老板，叫王伟，他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到现在我还挺感激他。当时还见了很多女演员，像李小冉、余男、瑶淼……基本上现在好多成名成腕的当年都见过。资金到位后，就正式开机，但只拍到一半就停拍了。《电影》：为什么会停拍？蔡尚君：当时没有控制力，自己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能力太差了。其实我的审美都到了，包括人物的构建，事件的构建，世界观的构建，这些都明白。但是你真正还原到一个具体的场面，你真是不懂。我是剧本型导演，一想就是剧本、人物、结构，在写剧本时已经想得很HIGH了，觉得是最完美的了。你真正去实现的时候，就得做减法，或者说，不是减法，是一个衰减的过程，一点点妥协，这种感觉特别无奈，因为你脑子里特别完美的东西在现实里就一点点消失掉了。用一句老话总结，知行合一，知我做到了，行做不到。《电影》：《孔雀》最终成了顾长卫的成名作，这份本该属于你的荣誉却属于了别人，你不觉得是种遗憾吗？蔡尚君：我觉得是一个好事，失败早一点来好，你年轻的时候无所谓，因为你不懂，玩着玩着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老天对我很公平，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历练。你不历练就成功了，以后你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儿了。而且确实我那时对电影制作的经验太少，真正的流程，每个技术环节，其实就大概明白点。别人的经验永远是别人的，真理只能是属于个体，你自己生发出来的只属于你自己的体验、认知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好事，也感谢这次机会，因为确实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，包括傅红星老师和李迅老师，都曾经对剧本提过宝贵意见。《电影》：怎么评价顾长卫的《孔雀》？蔡尚君：我心服口服。《电影》：《孔雀》之后那段时间在干什么？蔡尚君：这个挫折挺大的，我需要缓缓。那个时候我就住在小西天，为了这个戏也没挣钱，穷困潦倒的，但是内心还是有坚持的。年，我有个师哥介绍我去了一家影视公司。这个老板很怪，只投第一次做导演的艺术家作品。包括侯咏的第一部作品《茉莉花开》以及张艺谋的副导演谢东的第一部作品《冬至》。我其实从这儿才真正学习了很多拍摄、制片经验，包括跟他学了很多人情世故的道理。以前我对这一套根本不懂，到这我才历练了，包括黑道、白道的东西我全明白了。《茉莉花开》《冬至》这两部片子我都是从头跟到尾，还得负责海外卖片，各大国际电影节和八大公司（指好莱坞八大）我都跑遍了。03
“我拍电影的时候都三十多岁了，已经过了那种倾诉自己的阶段“《电影》：拍摄《红色康拜因》的时候，你已经40岁了，这部影片的冲动来自哪里？蔡尚君：我比较